作者简介：林川，男，山东青岛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副教授。

摘要：多元化是企业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跨产品或跨行业涉足另外一种产品或行业的一种经营模式。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旅游行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自由行”概念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旅游企业也受到了明显的冲击，面临需要以多元化经营寻找新的经营手段、新的经营方式，从而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问题。因此，利用2007—2014年间205个中国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我们可以实证检验政治关联、真实盈余管理对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无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更高，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多元化程度会更低；考虑真实盈余管理的中间作用后发现，政治关联对多元化的影响被制约了，而且在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中，真实盈余管理对多元化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多元化经营；政治关联；真实盈余管理；旅游行业

一、引言

21世纪初，旅游行业以其投资少、回报率高、无污染的特征，被称之为“永远的朝阳行业”，尤其是随着中国人均GDP的上升，更多的人希望在闲暇时间以旅游的形式去休息和放松，希望能够有机会领略不同的风光，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正所谓“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虽然旅游支出占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上升，但并没有影响到大多数家庭的实质生活，从而旅游成为很多家庭的一种“必需品”。但是，随着旅游概念的逐渐升级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多人会选择更有自主性的“自由行”，随着手机搜索功能、论坛功能、定位功能、导航功能等逐渐被人们熟知与使用，手机APP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旅行社与导游功能，对传统旅游产生极大冲击，同时更冲击了一些传统的旅游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旅游企业就需要寻找新的经营手段、新的经营方式吸引顾客，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就成为旅游企业在当前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因此，本文选择基于政治关联视角研究旅游企业多元化的问题，进一步拓展旅游公司金融研究中关于制度前因的研究，增强了政治因素在旅游公司金融问题中的解释力度。而选择基于政治关联实际研究旅游企业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很多省市都非常重视开拓旅游资源，希望利用旅游资源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而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旅游企业也同样希望利用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拉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从政治关联的视角研究旅游企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基于政治关联的视角讨论旅游企业多元化的经营，也是因为旅游企业在中国仍然属于新兴企业，行业内很多制度仍不完善，而企业就可能通过政治关联来应对不完善制度所产生的挑战。所以这一研究有利于旅游企业在多元化过程中作出不同路径选择。另外，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一方面政治关联是旅游企业为了应对外部制度环境，使多元化策略更具制度合法性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因而本文考虑政治关联性在多元化中产生的作用；另一方面本文考虑政治关联与多元化的中介影响，即旅游企业在多元化过程中为保持收益而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考虑公司财务因素对公司治理因素产生的影响，从而能够更加真实地表现政治关联的相应作用。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治关联与旅游行业企业多元化策略

那么，政治关联会对多元化策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打破行业壁垒，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与行业准入机会。Guillen等发现，在韩国和印度的资本市场中，政府在授权、投资等方面的支持，会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多元化经营［16-17］。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企业想进入一些行业就需要政府许可，政府充当着资源分配者的角色，因而只有与政府“公关”成功，才可能进入该行业；其次，在拥有政治关联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与优惠的融资条件，从而就提供了多元化策略的资金支持。一方面，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有效的非正式替代机制，有利于帮助企业突破各种行政性准入壁垒以获得更多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利率优惠、税收优惠也是政治关联所能够提供的降低经营成本的途径［12］［18-19］。由于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管理层更加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则，与政府间的沟通更为行之有效，从而会使得企业利用“规则”办事，借助“关系”避免一些如乱摊派、乱收费的成本。再者，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自身的政绩需要，会希望管辖下的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而与政府关系相对密切的企业就成为被寻找的目标，理性的管理层会权衡其中的收益与成本，甚至可以趁此机会向政府寻求政策支持，也就可以选择迎合政府诉求。虽然这种多元化的策略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但对企业依然有利可图。

由于旅游产品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使得旅游行业企业面临着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外部政策的不断变化，而如何做出有效的调整决策就是旅游行业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关键问题［20］。也正是因为制度环境的不健全，使得较多旅游行业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行为，但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压力的存在会压缩政治关联的空间［21］，使得企业需要利用已有的政治关系创造资源。从旅游行业企业近年来多元化的经营内容来看，“旅游+地产”“旅游+客运”及“旅游+文化”的模式最多，而这其中涉及的很多行业本身就拥有行业壁垒，需要获得政府资质，而且像旅游行业的经营本身就需要在很多时候与政府相关部门打交道。另外，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旅游作为假期活动的首选，于是很多省市政府也同样将旅游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很多省市政府不断重视旅游对于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也就促使旅游企业需要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需要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更好地拉近与地方政府间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旅游企业希望通过政治关联的形式，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从而让自身有机会在不同行业涉足；另一方面，旅游企业也希望依靠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去拓展一些未涉足领域，尤其是对于旅游企业，由于本身旅游企业的多元化大多为相关多元化，其多元化的成本相对较低，若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降低进入的门槛，则会进一步降低其多元化的成本。可见，政治关联性就会在旅游行业企业多元化策略中产生有益的推动。因此，本文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

假说1：政治关联与旅游行业企业多元化策略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相较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企业，有政治关联的旅游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更高。

（二）政治关联、真实盈余管理与旅游企业多元化策略

既然多元化有可能成为一种成本，企业就会利用盈余管理达到自己目的。一方面，在多元化企业中，多个行业的涉足必然使得企业占用很多资源，从而影响短期内业绩表现，也就激发了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另一方面，多元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和业务多样性引起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增强，也就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环境［22］。但是，若企业已经进行了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尤其是进行了较大程度的真实盈余管理，企业还会有能力与动力选择多元化策略吗？与传统的应计盈余管理相比，真实盈余管理是一种管理层为掩饰偏离真实经营活动的行为，而让利益相关者认为其已经进行了真实经营活动，从而达到与操弄财务报表相似预期目标的行为［23］。真实盈余管理本身操弄的就是企业真实经营行为，如销售行为、费用行为及生产行为等，这就意味着企业自身的经营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从而也就没有能力再去多元化经营。同时，为了避免外界监管，真实盈余管理的操弄在各部分方向或步调必然要一致，这就会造成不同经营行业间的真实盈余管理成本出现差异，从而影响企业的多元化经营。

假说2：真实盈余管理与旅游企业多元化策略间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即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旅游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更低。

假说3：政治关联与旅游企业多元化策略间的正相关关系受制于真实盈余管理，即考虑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后，政治关联对多元化策略的正向影响被缩小了。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择与实证模型

1.被解释变量测度企业多元化策略（DIV）的指标有很多，有的是以企业选择了几个行业或几个产品经营衡量，有的则是以综合指标衡量，参考张敏和黄继承、王福胜和宋海旭研究［11］［27］，本文选择以赫芬达尔指数（HHI）和熵指数（EI）衡量旅游企业多元化程度。

赫芬达尔指数（HHI）：该指数最早是衡量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后被学者们引入研究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在（1）式中，Pi代表企业在第i个经营行业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例。HHI指数是从行业集中度视角计算不同行业收入的相对比例，从而根据某个行业经营状况占总经营状况比值的形式确定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因此，HHI指数的取值在0至1之间，当HHI指数越小且趋近于0时，意味着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而相反则意味着企业专业化程度越高。

熵指数（EI）：该指数的计算思路与方法正好与HHI指数相反，具体计算公式为：

与HHI指数相反，EI指数越高则意味着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而相反则意味着企业专业化程度越低。

2.解释变量政治关联（PA）：本文依据现任主要高管是否具有政治背景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所认定的主要高管是指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及常务副总经理，而判定是否具有政治背景的主要根据是否为现任或前任的全国、各省市、区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及青联委员等，在政府机关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以及是否曾经在旅游局等与旅游相关的事业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若企业主要高管中至少有一人具有政治背景，则认为该企业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PA=1，否则PA=0；

真实盈余管理（RM）：本文参考Roychowdhury及李彬等［23］［28］，在分别对销售操控、费用操控与生产操控进行计算的基础上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在（3）式中，ACFO为真实盈余管理中的销售操控部分，AEXP为费用操控部分，而APROD为生产操控部分，三部分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在上述三式中，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值，DISEXP为营业成本与管理费用之和，PROD为销售费用与存货变动之和，S为营业收入，ΔS为营业收入变动值，TC为支付的各项税费，EC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额，OC为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额，C为相应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被上年度资产总额处理，t为年度。而为求得上述三式中的系数a值，还需要对这三式进行分年度回归，从而得到相应的a值。

为检验企业多元化经营过程中政治关联被真实盈余管理的受制性，本文加入相应的交互检验项，即P∗R=PA×RM。

3.控制变量同时，本文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每股收益（Eps）：以企业年末每股收益衡量；资产负债率（Debt）：以企业年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比值衡量；资产总额（Size）：以企业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股权集中度（H10）：以企业年末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衡量；控股属性（Hs）：以企业实际控股人属性的虚拟变量衡量，即若样本企业属于国有属性，则Hs=1，否则Hs=0。

4.实证模型根据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及选择的相应指标，本文构建相应的实证模型，具体为：本文将根据研究需要对（7）式分开检验，其中α为待检验系数，C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本文使用计量分析软件进行检验。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以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这是因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较为完整，能够获得相应准确且具有连续性的数据，而考虑到2007年新会计准则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使用，为保证会计指标衡量标准的一致，本文选择以2007—2014年间中国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1.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变量HHI均值为0.599，变量EI均值为0.638，这表明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并不高，低于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均值水平［4］［11］，也低于制造业等行业的多元化水平［29］，但高于家电业等行业的多元化水平［30］。变量PA均值为0.420，这表明样本中有四成多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具有政治关联优势，这一水平高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表明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更具有政治关联性。变量RM均值为-0.119，这表明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整体呈现出负向的对真实盈余操弄。在控制变量中，变量Eps均值为0.260，表明平均来看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约为0.26元；变量Debt均值为0.394，表明平均来看旅游行业上市公司负债总额不到资产总额四成，旅游行业上市公司负债率并不高；变量Size均值为21.220，表明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约为16.433亿元；变量H10均值为0.153，表明旅游行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并不高；变量Hs均值为0702，表明在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中，有七成左右具有国有属性。

2.相关性检验表2列出本文实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来看，变量HHI与变量EI间的相关系数值较高，这表明这两个变量对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的衡量结果是一致的。而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并不高，这表明实证变量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后文实证结果是可信的。（二）回归结果

表3列出本文多元回归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F统计量均可以通过常规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分布与由解释变量拟合的预测值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回归结果可信。各回归结果调整R2值平均为0.132，这说明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约在13.2%的程度上可以被政治关联及真实盈余管理所解释。

具体到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PA与被解释变量HHI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被解释变量EI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均可以通过常规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相较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存在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更高，说明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可以有更多途径分散风险，从而倾向于较高程度的多元化策略，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而解释变量RM与被解释变量HHI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被解释变量EI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同样均可以通过常规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中，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多元化程度就相应越低，可见真实盈余管理的操纵浪费了企业资源，使得企业无法更大程度投入到多元化中，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2。在考虑真实盈余管理中介性后，回归结果（5）与（6）中解释变量PA依然与被解释变量间呈现出显著地正相关关系，而解释变量RM则依然与被解释变量间呈现出显著地负相关关系，但比较系数值来看，回归结果（5）系数值的绝对值要大于回归结果（1），而回归结果（6）系数值的绝对值也大于回归结果（2），这说明在考虑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后，政治关联对多元化的影响被制约了，在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中，真实盈余管理的操弄会浪费政治关联所产生的优势，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3。

考虑到本文设定的政治关联变量为虚拟变量，因此为了更好的衡量不同政治关系下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的差异，即不同政治关系下真实盈余管理对多元化的影响，本文参考Bowerman和O’Connell（1990）方法［31］，利用图示表现：

首先，将（7）式中虚拟变量的系数值与变量中位数相乘并与常数项相加后得到：由于变量PA为虚拟变量，因此以上两式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有政治关联的，而另一部分则为没有政治关联的。在没有政治关联的样本中，即当PA=0时，则：而在有政治关联的样本中，即当PA=1时，则：因此，本文分别将上述四式表现在图1与图2中。

从图1内容来看，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与无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表现出真实盈余管理对多元化变量HHI的不同程度影响。在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中，真实盈余管理对HHI的影响在无政治关联样本中表现得更大，也就是说相较于政治关联样本，无政治关联样本中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HHI数值越高，即多元化程度越低，而在真实盈余管理均值水平上（RM=-0.119），同样是政治关联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更高，这也与前文结论一致。而图2内容与图1相似，由于变量HHI与变量EI负相关，从而虽然图形表现不同，但存在的意义相同，容易表现出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的多元化程度较之无政治关联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更高，而且真实盈余管理对多元化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为检验回归结论稳健性，本文进行相应稳健性检验。首先，部分文献衡量多元化的赫芬达尔指数为因此本文利用该指数衡量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后进行回归检验；其次，考虑到回归结果中变量Eps及H10并未能通过常规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这两个变量对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的影响并不确定，因此本文去除这两个变量后进行回归检验；再者，本文控制样本年度影响后进行回归检验。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并未与前文回归检验结果出现明显差异，从而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

多元化一直是一个困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难题，不同文献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但依然有很多与多元化相关的问题并没有被合理解释。而旅游行业又是一个在中国较为特殊的行业，在互联网时代经受着较大的压力与挑战。因此，本文利用2007—2014年间205个中国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真实盈余管理对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并考虑了真实盈余管理在政治关联与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间的中间作用。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关系，即相较之无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更高，而真实盈余管理与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间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即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多元化程度更低；考虑真实盈余管理的中间作用后发现，政治关联对多元化的影响被制约了，而且进一步研究也发现，在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中，真实盈余管理对多元化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